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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1)
乱的杂多摆在一起：他知道这点，但是却把它象坏心眼似地隐藏起来，这是为什么呢由于他害怕他的邻居，邻居总是固执习俗躲在习惯的背后，将自己隐藏起来。但是什么东西使得单独的个人去害怕他的邻居，并以群众的模式来思想来行动而不乐于成为他自己的呢在一些稀有的例子里，也许是一种羞耻之感，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乃是一种寻求安逸，惯性的意欲简单地说，就是那个旅行者说过的，倾向于懒散。他说得对：人们的懒散更胜过于他们的胆小。而他们所最惧怕的是任何无条件的诚实和坦白所可能
加予他们的烦恼。只有艺术家才恨过这种在人云亦云的态度及易于被采纳的意见下的懒散生活，才揭露隐秘，揭露每一个人的劣根性，同时道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观。他们敢于向我们显示出人的真相，彻头彻尾地，他自身，而且只有他自身，甚至更展示出在这种独一无二的严格的合一中，他是美好的和值得沉思默察的，如同自然界每一件作品一样的新奇和不可思议，更是一点也不乏味。当一个大思想家看不起人类时，那是由于他们的懒惰为他所看不起：因为他们的行为表现恰如工厂的产品，看起来一无差别，也不值得与之为伍。如果人们不希望从属于群众，那就必须停止自我的安逸。”李贽就是这样一个人。明朝是个古怪的朝代，明朝的古怪之一是对女人的看法，二是明朝的男人不顾家，其中以戚继光与袁崇焕为代表。
我一直相信科学是善良的，在人类没有完成第二次进化前，人类是造不出超时空机器之类的东西的。生存只有真正的善意才会有幸福的存在，我写明末这几十年在更大程度希望几百年后我们看到一个现实，中国政治一直缺少一份善意，所有政客只怕中国连政客也称不上，更不要说政治家了，有人会要与我争辩，但我希望他有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再来争辩吧，人云亦云或鹦鹉学舌我听了也当耳边风。我们学习的应是外国先进的东东，而行事却是中国古老的方式，这半吊子终将毁了我们的文明。对敌的方式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对国家、民族是有很大的坏处。
我们现在知道：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功能，其主要技术特征为：1、使资本广泛流通；2、经理人员可以量才适用；3、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得以全盘支配。一个国家只有达成这三个要素，才能称得上资本主义。16世纪的明朝是具有这些特征的，但终于胎死腹中，与王阳明的心说有很大光系。王阳明的心说是儒说的古怪。
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孔子没有提到性善或者性恶。他学说中的核心是“仁”。“仁”可以为善，一个君子的生活目的就在合于“仁”的要求。
究竟是哪些成分构成了仁，孔子没有明确直接的答复。论语一书中，仁字凡六十六见，但从来没有两处的解释相同。一般来说，仁与慈爱、温和、恻隐、以天下为己任等等观念相通。然而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又赋予仁以不同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言辞谨慎、按照礼仪行事，都可以算作仁或者接近于仁；出于环境的需要，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叫做“杀身以成仁”。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任何人有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仁也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即在圣贤，例如孔子自己，也难能始终不断地不违反仁。
后世的读者，必须把这些互不关连的语录再三诵读，再三思索，才有可能理解它的真实内涵。综合来说，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
论语中这66条有关仁的语录，为孔子的学说安排了形而上的根据，成为儒家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这种学说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已属不言而喻。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绝自私而克臻于仁。
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然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然而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发扬保持仁的本能，则同样可以认为性善出于天赋。
孔子去世以后约150年，性善说才首次被明确提出。孟子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孟之间的不同论调，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孔子的目标，在于期望由像他一样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来代替当时诸侯小国中世袭的卿大夫。孟子却生活在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里，其时齐楚之间的王国，采取了全民动员的方式互相争战。这种情形不再允许哲学家以优闲的情调去研究个人生活的舒畅和美。孟子的迫切任务，在于找到一个强者，这个强者应当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并且能接受儒家学说作为这一大业的基础。他企图以雄辩的言辞说服他的对象，引导他和他的廷臣回到善良的天性之中，有如引导泛滥的洪水归于大海，以避免一场杀人盈野的浩劫。
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到10世纪以后，也就是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随之产生的显著后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士人。这些士人就是绅士阶层，和以前的门阀士族比较，人数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以此，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
针对这种需要，很多学者不断把孔孟的著述加以新的注释，而把这些注释综合调和以构成一种思想系统的，则是宋代的大儒朱熹。他是孔孟以后儒家学派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死后被尊为贤人。他对儒家经典的抡述具有权威性，他的四书集注，是明朝、清朝两代士人规定的教科书，也是科学考试的标准答案。
他的治学方法被称为“理智化”、“客观”、“归纳法”，有时甚至被认为有“科学”的根据。朱熹对过去的历史和哲学著作熟读深思，进行整理。他的结论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以及宇宙中的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共通的原则，而且彼此印证。其学说的基础，乃是宇宙和人间的各种事物都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物”。这所谓“物”，包括具体的事物如日月星辰，也包括抽象的伦理如孝梯忠信。这种把具体和抽象混为一谈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家的传统习惯，也合于他们一元论的宇宙观。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看到一件事物，这种事物就不是孤立的，不可能与环境隔离。他们着重于事物的功能。一件事物具有特性，就是因为它和其他事物发生了关系。白色的东西有白色的特质，是因为有光线的反射，见于人眼。这也就是说，凡“物”皆有动作，光线的反射见于人眼是一种动作，为人忠孝也是一种动作。运用这样的观点，朱熹把雷霆和鞭炮看成相似之物，因为两者都是“郁积之气”企图发散。
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乃至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和习惯，都被朱熹视为“天理”。但是人可能违反天理，因为各人秉气不同，有清有浊。如果浊气抬头，天理就被“人欲”所取代。补救的办法是“格物”，也就是接受事物和观察、研究事物。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通过格物，可以使人发现天理。
事实上，朱熹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归纳法，也很难说得上科学性。用类比以说明主题，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常常使用的方法。盂子以水之就下比喻人之性善，其实人性与水性并没有联系，所谓相似，不过是存在于盂子的主观之中。朱熹的格物，在方法上也与之相同。在很多场合之下，他假借现实的形态以描写一种抽象的观念。他认为一草一木都包涵了“理”，因此他所格的“物”包括自然界。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习惯，乃是人的天赋性格。但是他在作出结论时，却总是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
对朱熹的思想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假如人之愚顽不肖，如他所说在于气浊，则这种生理性的缺点就应当采取机械性的方式补救，例如着眼于遗传，或者如道家的注重吐纳。然而朱熹反对这样的办法。他认为这些气浊的人应该接受教育，经过不断的努力，才可能接近真理。这样一来，朱熹之一个全体的、有组织的宇宙，已成问题，即伦理之理有别于物理之理。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并无区别。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种浪费。他的格物，要求别人接触植物、地质、历史和地理等各个学科，但目的不在这些学科的本身上追求真理。因为对任何问题，他的结论已作出于观察之先，而且作出这些结论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孔子和孟子。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不产生疑问：这种博学多闻是否有确切的需要，也就是说，朱熹的成就，是否能和他付出的精力相当
朱熹治学的方法可谓“支离”。避免这样支离，另有捷径。此即以每一个人自己的心理，作为结构宇宙的工具，而所谓心理，即包括视觉和听觉，也包括直觉和灵感。宇宙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合为一体，很难获得实证，但在心理上却可以不言自明。宇宙的伟大与完美，无须有赖分析，就可以在个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道德的真谛。其最高境界，可以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持这种看法的人，常说“将发未发之际”也就是杂念冰消、情绪宁静之际，此时视觉、听觉、触觉还没有全部开动，而是凭个人的直觉可以领会到宇宙间一种无可形容的美感。
以这种方法治学是为“心学”，和朱熹的“理学”相对。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学派则认为心学派也大有可以非议之处：宇宙的真实性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开闭而承认或者拒绝这一真实性。这样，世间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也很难再有区别。一个人可以用参禅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不再负有责任。
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型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
它、歌颂它、或讥刺它。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做为自己的参考，甚之，藉以效法官、模仿它。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说了历史与哲学的不同，大家就可以看出明朝那里古怪了。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原创
六十一黄仁宇
更新时间20116163:31:42字数：3676
黄仁宇先生的书值得研究历史的人去看，黄仁宇现象是一代中国人学会去思考的集中体现：
“旅居纽约的历史学者黄仁宇本月八日晚上心脏病发不治，享年八十二岁。黄仁
宇先生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黄仁宇先生接受了何频的采访。这篇采访录曾刊登于
中国时报，并被收录入台湾新新闻和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邓老之后
的中国另有日韩文译本。
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并不因为离开家乡五十多年而有改变。在我采访他的时候，
双方都从电话里认出了对方的湖南腔。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黄震白曾为同盟会会员。
一九三六年，黄仁宇先生在天津南开大学入电机工程系。毕业后先在长沙抗战日
报工作，后来入成都中央军校。
军校十六期毕业后，黄仁宇先生任了陆军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
加入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给陆海
空军一等奖章。
抗战结束，黄仁宇先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
五零年以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身分退伍。随即，黄先生赴美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
一九六四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及纽约州立大学任教，一九六七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一九七零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黄仁宇先生以历史学家的身分参加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
究工作。专著包括缅北之战、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万历十
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地北天南叙古今等，其中万历十五年曾得美国书卷奖一九八二年及一九八
加予他们的烦恼。只有艺术家才恨过这种在人云亦云的态度及易于被采纳的意见下的懒散生活，才揭露隐秘，揭露每一个人的劣根性，同时道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观。他们敢于向我们显示出人的真相，彻头彻尾地，他自身，而且只有他自身，甚至更展示出在这种独一无二的严格的合一中，他是美好的和值得沉思默察的，如同自然界每一件作品一样的新奇和不可思议，更是一点也不乏味。当一个大思想家看不起人类时，那是由于他们的懒惰为他所看不起：因为他们的行为表现恰如工厂的产品，看起来一无差别，也不值得与之为伍。如果人们不希望从属于群众，那就必须停止自我的安逸。”李贽就是这样一个人。明朝是个古怪的朝代，明朝的古怪之一是对女人的看法，二是明朝的男人不顾家，其中以戚继光与袁崇焕为代表。
我一直相信科学是善良的，在人类没有完成第二次进化前，人类是造不出超时空机器之类的东西的。生存只有真正的善意才会有幸福的存在，我写明末这几十年在更大程度希望几百年后我们看到一个现实，中国政治一直缺少一份善意，所有政客只怕中国连政客也称不上，更不要说政治家了，有人会要与我争辩，但我希望他有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再来争辩吧，人云亦云或鹦鹉学舌我听了也当耳边风。我们学习的应是外国先进的东东，而行事却是中国古老的方式，这半吊子终将毁了我们的文明。对敌的方式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对国家、民族是有很大的坏处。
我们现在知道：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功能，其主要技术特征为：1、使资本广泛流通；2、经理人员可以量才适用；3、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得以全盘支配。一个国家只有达成这三个要素，才能称得上资本主义。16世纪的明朝是具有这些特征的，但终于胎死腹中，与王阳明的心说有很大光系。王阳明的心说是儒说的古怪。
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孔子没有提到性善或者性恶。他学说中的核心是“仁”。“仁”可以为善，一个君子的生活目的就在合于“仁”的要求。
究竟是哪些成分构成了仁，孔子没有明确直接的答复。论语一书中，仁字凡六十六见，但从来没有两处的解释相同。一般来说，仁与慈爱、温和、恻隐、以天下为己任等等观念相通。然而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又赋予仁以不同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言辞谨慎、按照礼仪行事，都可以算作仁或者接近于仁；出于环境的需要，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叫做“杀身以成仁”。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任何人有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仁也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即在圣贤，例如孔子自己，也难能始终不断地不违反仁。
后世的读者，必须把这些互不关连的语录再三诵读，再三思索，才有可能理解它的真实内涵。综合来说，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
论语中这66条有关仁的语录，为孔子的学说安排了形而上的根据，成为儒家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这种学说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已属不言而喻。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绝自私而克臻于仁。
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然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然而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发扬保持仁的本能，则同样可以认为性善出于天赋。
孔子去世以后约150年，性善说才首次被明确提出。孟子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孟之间的不同论调，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孔子的目标，在于期望由像他一样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来代替当时诸侯小国中世袭的卿大夫。孟子却生活在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里，其时齐楚之间的王国，采取了全民动员的方式互相争战。这种情形不再允许哲学家以优闲的情调去研究个人生活的舒畅和美。孟子的迫切任务，在于找到一个强者，这个强者应当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并且能接受儒家学说作为这一大业的基础。他企图以雄辩的言辞说服他的对象，引导他和他的廷臣回到善良的天性之中，有如引导泛滥的洪水归于大海，以避免一场杀人盈野的浩劫。
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到10世纪以后，也就是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随之产生的显著后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士人。这些士人就是绅士阶层，和以前的门阀士族比较，人数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以此，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
针对这种需要，很多学者不断把孔孟的著述加以新的注释，而把这些注释综合调和以构成一种思想系统的，则是宋代的大儒朱熹。他是孔孟以后儒家学派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死后被尊为贤人。他对儒家经典的抡述具有权威性，他的四书集注，是明朝、清朝两代士人规定的教科书，也是科学考试的标准答案。
他的治学方法被称为“理智化”、“客观”、“归纳法”，有时甚至被认为有“科学”的根据。朱熹对过去的历史和哲学著作熟读深思，进行整理。他的结论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以及宇宙中的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共通的原则，而且彼此印证。其学说的基础，乃是宇宙和人间的各种事物都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物”。这所谓“物”，包括具体的事物如日月星辰，也包括抽象的伦理如孝梯忠信。这种把具体和抽象混为一谈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家的传统习惯，也合于他们一元论的宇宙观。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看到一件事物，这种事物就不是孤立的，不可能与环境隔离。他们着重于事物的功能。一件事物具有特性，就是因为它和其他事物发生了关系。白色的东西有白色的特质，是因为有光线的反射，见于人眼。这也就是说，凡“物”皆有动作，光线的反射见于人眼是一种动作，为人忠孝也是一种动作。运用这样的观点，朱熹把雷霆和鞭炮看成相似之物，因为两者都是“郁积之气”企图发散。
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乃至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和习惯，都被朱熹视为“天理”。但是人可能违反天理，因为各人秉气不同，有清有浊。如果浊气抬头，天理就被“人欲”所取代。补救的办法是“格物”，也就是接受事物和观察、研究事物。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通过格物，可以使人发现天理。
事实上，朱熹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归纳法，也很难说得上科学性。用类比以说明主题，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常常使用的方法。盂子以水之就下比喻人之性善，其实人性与水性并没有联系，所谓相似，不过是存在于盂子的主观之中。朱熹的格物，在方法上也与之相同。在很多场合之下，他假借现实的形态以描写一种抽象的观念。他认为一草一木都包涵了“理”，因此他所格的“物”包括自然界。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习惯，乃是人的天赋性格。但是他在作出结论时，却总是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
对朱熹的思想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假如人之愚顽不肖，如他所说在于气浊，则这种生理性的缺点就应当采取机械性的方式补救，例如着眼于遗传，或者如道家的注重吐纳。然而朱熹反对这样的办法。他认为这些气浊的人应该接受教育，经过不断的努力，才可能接近真理。这样一来，朱熹之一个全体的、有组织的宇宙，已成问题，即伦理之理有别于物理之理。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并无区别。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种浪费。他的格物，要求别人接触植物、地质、历史和地理等各个学科，但目的不在这些学科的本身上追求真理。因为对任何问题，他的结论已作出于观察之先，而且作出这些结论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孔子和孟子。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不产生疑问：这种博学多闻是否有确切的需要，也就是说，朱熹的成就，是否能和他付出的精力相当
朱熹治学的方法可谓“支离”。避免这样支离，另有捷径。此即以每一个人自己的心理，作为结构宇宙的工具，而所谓心理，即包括视觉和听觉，也包括直觉和灵感。宇宙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合为一体，很难获得实证，但在心理上却可以不言自明。宇宙的伟大与完美，无须有赖分析，就可以在个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道德的真谛。其最高境界，可以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持这种看法的人，常说“将发未发之际”也就是杂念冰消、情绪宁静之际，此时视觉、听觉、触觉还没有全部开动，而是凭个人的直觉可以领会到宇宙间一种无可形容的美感。
以这种方法治学是为“心学”，和朱熹的“理学”相对。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学派则认为心学派也大有可以非议之处：宇宙的真实性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开闭而承认或者拒绝这一真实性。这样，世间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也很难再有区别。一个人可以用参禅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不再负有责任。
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型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
它、歌颂它、或讥刺它。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做为自己的参考，甚之，藉以效法官、模仿它。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说了历史与哲学的不同，大家就可以看出明朝那里古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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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黄仁宇
更新时间20116163:31:42字数：3676
黄仁宇先生的书值得研究历史的人去看，黄仁宇现象是一代中国人学会去思考的集中体现：
“旅居纽约的历史学者黄仁宇本月八日晚上心脏病发不治，享年八十二岁。黄仁
宇先生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黄仁宇先生接受了何频的采访。这篇采访录曾刊登于
中国时报，并被收录入台湾新新闻和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邓老之后
的中国另有日韩文译本。
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并不因为离开家乡五十多年而有改变。在我采访他的时候，
双方都从电话里认出了对方的湖南腔。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黄震白曾为同盟会会员。
一九三六年，黄仁宇先生在天津南开大学入电机工程系。毕业后先在长沙抗战日
报工作，后来入成都中央军校。
军校十六期毕业后，黄仁宇先生任了陆军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
加入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给陆海
空军一等奖章。
抗战结束，黄仁宇先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
五零年以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身分退伍。随即，黄先生赴美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
一九六四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及纽约州立大学任教，一九六七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一九七零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黄仁宇先生以历史学家的身分参加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
究工作。专著包括缅北之战、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万历十
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地北天南叙古今等，其中万历十五年曾得美国书卷奖一九八二年及一九八